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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极去


  “到南极去……”
  我站在宿舍楼的传达室外面,手里握着话筒,几乎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
  电话是我工作的单位——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打来的,这已是晚上8点多钟。一个星期以前,我在武汉采访一位中年军医,回到报社后,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送进了工厂的排字房,这时我感到浑身疲惫之极,我确实太累了。
  但是,电话中分明是副总编辑的声音:“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派你参加南极考察的采访。具体情况,明天上午你来报社面谈。”
  电话挂断了,我却久久忘了放下话筒。
  头上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成不规则的锯齿形,10月的秋风已送来阵阵寒意。我仰望着那高不可及的苍穹,有几颗发出微光的星星朝我嘲弄似的眨眼。对面的高楼里飘出忽高忽低的音乐,像一股山涧流出的清泉,从我的心头滚过,流向遥远的平川。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单调的土黄色,旋风不时卷起一阵沙尘,把地上的落叶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刚亮,我就早早地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西郊海淀奔向西直门。我就读的北京大学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过春节,只有我们几个穷学生还待在举目无亲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亲的川资对于我们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尽管千里之外的慈亲望眼欲穿,我们也不能回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风,自行车把我从郊外送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要补充一句,那年月,我们这些住在西郊的穷学生,进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记得在大学待了6年,除了参加国庆游行,由清华园坐火车到朝阳门,然后步行到东单,几年里进城的次数寥寥无几。存了车,我便径直奔往外文书店,目标很明确,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两幅地图,俄文的南极和北极地图。那时候,外文书店还经销苏联的原版地图,现在大概很难遇见了。
  两幅原版地图花了多少钱我已忘了,大约不太贵。还买了一张油画的印刷品,画面是雨后的橡树林,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映出雨后的林中水洼,俄罗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更珍惜那两幅地图,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连同我的十几年的日记一起烧了。
  记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跑到王府井去买这两幅地图,也许是青春时代的梦吧,那时候做过好多天真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的我却是挺认真的,当作那么一回事。年轻时生吞活剥地胡乱读了一些书,南北极的探险记,阿蒙森、斯科特征服南极的英雄壮举,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笔下的北极,那广阔的冰原、奇冷的冬天、神奇的白夜、挤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驾着狗拉爬犁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探险者,都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当然我知道,不论是北极和南极对我都是遥远的,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月球,但我仍然幻想着,幻想有一天去远征那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时代的梦很快就从脑海里遗忘了,那两幅地图的失去也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时光的流逝使我变得更加现实,不再去作无谓的空想。在祖国960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江山里,我尽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一名记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游,去发掘生活的宝藏。我曾经这样想过。
  可是,鬼使神差,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一幢简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我在招待所找到董兆乾,这位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向我详尽无遗地谈了他们在南极度过的难忘的生活。我像一个执著的矿工,抱着不挖尽宝藏决不罢休的“磨”劲,整整泡了他一天,从早上到深夜。后来,我又找到张青松,补充了几个细节。这样,几天之后,一整版的报告文学《啊,南极洲》,在《光明日报》科学副刊发表了。
  这是一个契机,它重新点燃了我心中早已熄灭的对南极洲冰雪世界的热情。这里,也必须提到社会的需要所起的推动。《啊,南极洲》见报后,引起了出版界的兴趣,我所知道的就有4家出版社把它收入集子里,这还是其次。在这以后的几年,还有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约我写南极的书或者文章,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几本小册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它们微不足道,但是我却因此比较系统地看一些有关南极的书籍,积累了南极的一些资料。我的好朋友李元同志,他是北京天文馆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天文学和地学方面古今中外资料的收藏家,每次见到我时总是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到南极去一趟……”
  我总是对他报以未置可否的微笑。说心里话,我对人生绝不会抱什么幻想。南极需要人,但需要的是科学家,我去能干什么呢?何况,这样的机遇是无穷小,无论如何是不会轮到我的头上的。
  1984年10月25日,我早早来到光明日报那幢米黄色办公楼,不知道约我前来的副总编辑开什么重要会议,直到下班前10分钟,他才从会议室里出来。
  一切都决定下来了。
  “事情就是昨天电话里讲的,”他用手推了推镜架,又从台历上撕下一张日历,那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直接跟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喏,就是这个电话。”
  他接着又告诉我,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大批人马即将动身,11月中旬船队从上海出发。“你怕是来不及了,”他说,“时间不到一个月,办护照和各种准备都来不及,乘船去可能不行……”
  “那……怎么去?”
  “‘南极办’的意思是坐飞机去,到阿根廷和船队汇合。”他含含糊糊地说。
  谈话结束了,我的漫长旅行就在这一天决定下来。我将由北京飞往美国,然后由纽约到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最后抵达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港,在那里登上我国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奔赴南极……
  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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