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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长城站


  暴风雪刮了几天几夜。从“向阳红10号”船放下的两艘小艇——它们分别叫“长城Ⅰ号”和“长城Ⅱ号”,是江南造船厂专为长城站运输物资赶制的7吨运输艇。这会儿因为风浪太大,只好开到长城站前方的码头去避避风。倘若它们还吊在大船的旁边,说不定会碰得粉碎哩!
  狂风,恶浪,白茫茫的雪花,挡住了视线,也切断了乔治王岛和船上的交通,惟一的联系只能指望那台高频步话机了。
  你很难想像眼前的景象能够和夏天联系在一起。不错,前几天老天爷似乎张开笑脸了,久违的太阳钻出低垂的厚厚的云层,在白茫茫的岛上洒下了温暖的阳光。那些匍匐在砾石岩块上面的地衣好不容易钻出积雪,岸边的一群群企鹅也情不自禁跳入冰冷的海水,洗了个痛痛快快的海水浴。可是当我跑到船上的气象预报室,那里的空气却是异常沉闷。
  气象预报员们围坐在长条会议桌前,举行一天一次的大气会商会。墙上挂着刚刚接收的卫星云图和天气传真图。他们轮番上台,指着墙上的图表,各自发表对天气发展趋势的见解。
  “本地区已接近低压云系的边缘,”主班预报员黄德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气象工作者,他首先谈了他的分析,“今天后半夜云系影响本区域,风力要逐渐加大。明天白天风力5~6级,下午还要增大……”
  黄德银的措辞很谨慎,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在那张美国NOAA-6极轨卫星发布的卫星云图照片上,旋涡式的气流像是灰白色的星系在眼前旋转,快速移动,有一个小红点即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卷进可怕的涡流之中。
  这时,预报员王景毅、王邦根、许淙、刘训仁也纷纷提出他们的看法。
  “现在气压在逐渐下降,”王景毅走在壁前,指着纸色发黄的天气预报传真图说,那是智利马尔什基地费雷气象中心每天3次发布的大气图,他认为,“明天受锋面影响,风力大,转偏北风……”
  我们年轻的气象人员尽管是第一次闯到南极,缺乏经验,但是他们依靠每天24小时不断地监视南极变幻的风云,发现了围绕着南极大陆,有一串串迅速转动的气旋。这些冷暖气团交汇的产物,是导致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只要气旋一旦进入本区,天气立刻就要变坏。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从南极大陆席卷而来的气旋,挟着极地的寒风和漫天的飞雪,锐不可当地掠过漂着浮冰的洋面,突然把乔治王岛包围了。
  我是抢在暴风雪刚刚袭来,海湾风浪开始骚动的瞬间,登上运输艇上岛来的。运输艇装上了一船水泥,希望抢时间再赶运一趟。我已经作好了不回大船的准备,把被子和毛毯也带上,装进一个很大的塑料口袋里。我们都穿上橘黄色的救生衣,因为海况很不好,小艇在喧嚣的浪涛中颠簸起伏,船首激起的浪花不时涌进船舱,把我们浑身淋个透湿。当小艇刚刚进入开阔的海面,风更大了,大浪使小艇急剧摇晃,仿佛随时都可能将小艇掀翻,这时暴风雪开始变猛了,横飞的雪花在眼前飞旋,我的身上和眼镜上是薄薄一层白雪,甲板和船舷立即变白了。而在我们的右侧,那从企鹅岛伸展过来的礁石巉岩,阴森森的,尖利异常。我心想,“要是不小心撞上去了,那可就完了……”
  当我们安全地把缆绳系上长城站的码头时,每个人不由地松了口气。
  “喂,伙计们,快来卸水泥呀!”小艇上的水手们大声喊道,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行啦,你们去休息休息吧,这里的活儿交给我们了……”站在码头上系缆绳的董兆乾笑嘻嘻地答道。他是长城站的副站长,一位多次来过南极的海洋学家。
  我把行李扛在肩上,踏着坑坑洼洼的砾石滩向上走去。几天不见,长城站变了样儿,站上的考察队员们也不认识了。他们的头发胡子长得老长,成了最时髦的现代派发型,谁也顾不上修饰门面。脸上的皮肤被风雪吹得粗糙、黧黑。许多人的手因为成天泡在泥浆雪水里,皲裂成一道道口子,不得不用胶布贴起来。至于他们身上的羽绒服和南极夏服,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沾满了油污泥浆。他们在这里过的是怎样艰苦的生活,似乎用不着细问,一看他们那憔悴的面容就完全明白了。
  频繁的暴风雪,使大家更加意识到,南极建站必须争分夺秒,战胜恶劣的大气,加快施工的进度,当务之急是把几百吨建站物资运上岸。除此之外,为了在乔治王岛站稳脚跟,还必须兴建相应的设施。短短十几天功夫,他们建成3栋木板房,其中一栋漆成绿色的“长城餐厅”,是考察队员在暴风雪中奋战一昼夜建起的;他们还建成了码头、发电房、气象观测场……
  我把行李放进一间双人帐篷,那将是我在长城站的栖身之地,接着就去参加卸装水泥的劳动。不知什么时候,漫天的雪花又变成了绵绵的阴雨,拖拉机在泥泞的砾石滩艰难地吼叫着,不时地打滑,轮子捆上了铁链也无济于事。雨忽大忽小地下着,到处湿漉漉的,考察队员都淋着雨作业。拖拉机拉着平板拖车把一袋袋水泥,还有建房的陶粒和沙子运到施工地点,我们就排成几行开始接力,一包包沉甸甸的水泥在无数双手里传递,然后分门别类堆在一起。
  “喂,这样太慢了!”站在车上的陈富财粗声粗气地喊道,他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一位很能干的队员,“把那些木板拿过来!”
  他的建议被大家愉快地接受了。一块块跳板搭在车上,队员们站在两旁,一袋袋水泥就像放上传送带,很快就卸了下来,又省力,又省时。
  我夹在这劳动的行列中,看着这些满脸汗水,浑身湿透的队员,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波澜。他们看起来都很平凡,一点也不起眼,可是一旦干起活来,不管疲惫的身躯像散了架似的,也不管外面是风是雨还是茫茫大雪,他们一个个就像猛虎下山,什么也顾不上了。
  几大前,海湾里风急浪高,冒着寒气的潮水借着狂啸的暴风,突然排山倒海地冲向海滩。那里有一座刚刚修好的码头,是考察队员们夜以继日站在冰冷的海水中埋下一根根钢管,填了四百多个装满沙石的麻袋(还有草袋和塑料袋),辛辛苦苦修筑而成。但是潮水涌来,码头顿时被淹没了,那些用来加固码头的木板漂出水面,随时可能被风浪卷走,大浪吞噬着沙袋,像是一个贪婪的张开大嘴的海兽……
  这时,长城餐厅里飘来诱人的香味,队员们忙碌了一天,在温暖的木板房里津津有味地用晚餐。突然在海边值更的队员陈富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把潮水涌上码头的消息告诉大家。
  长城餐厅里立即炸开了。他们搁下饭碗,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坐在一旁的郭琨队长,郭琨此时已经站起来,把手一挥,“走,抢救物资!”说罢,他已经冲出了木板房。
  几十双脚飞快地奔向怒涛汹涌的海滩,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保住码头,因为没有码头就无法卸货。何况这些木板、麻袋都来之不易,是万里迢迢从祖国运到南极的,丢了一件就少一件,有钱无处买呀。当然,郭琨在这个时刻没有失去领导者的沉着冷静,要知道,在这种时刻,稍有不慎,手忙脚乱,是很容易出事的。当众人冲到海边,他一个箭步跑到前面,指着浪涛涌起的脚下,大喝一声:“谁也不准越过这条线!”
  他的冷静使大家很快从忙乱中清醒过来,抢险也变成有组织有指挥的行动。几名队员冲进劈头盖脑扑来的浪涛,从激流中抓住漂浮的木板。“快,拴绳子!”站在岸上的队员把几根又粗又长的绳子扔过去。
  潮水朝人们猛扑过去,翻卷的狂澜一次又一次从队员们手中夺走沉重的木板。他们脚下装满砂石的麻袋也经受不住巨浪的猛击,一次又一次被浪涛所吞没。
  站在岸上的队员喘着气拼命拉紧绳子,有的人全身死死压在绳上。这时几名队员飞快地找来几根钢钎牢牢固定,然后把绳子捆住了。
  拴在绳子一端的木板,在与狂风恶浪的角逐中被队员们夺了回来;堆放在海滩的零散物资、钢管、三角铁和大批木板也运到安全地带。码头虽然被大浪冲塌了一段,但是物资都安然无恙,风浪一息,他们马上把码头重新加固了。
  在长城站,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步伐钻进帐篷。暴风雪越刮越猛,我们住的这个帐篷实在可以用“弱不禁风”四个字来加以形容,它不像军用棉布帐篷那样坚固,薄薄的帐篷面子被狂风拉扯得噼啪作响,起初还以为是外面下大雨,其实是帐篷呼啦作响的声音。那充气的房柱根本经受不住狂风的扭曲,不停地摇晃倾倒。你可以想像,躺在这样的卧榻上怎么能够安睡。有时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是躺在风浪颠簸的一叶孤舟上,喧嚣的风浪不绝于耳,随时可能把小船弄翻。除了这种不安全感,那出出进进的门,只是薄薄的橡胶门帘,已经关不严了,狂风卷着雪花不时倒灌进来。
  我跟吴振嘉住一个帐篷,他是编队政工组组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盏煤气灯,是取暖用的。我找了块大石头,把门帘挡住,又从外面扣上一块挡风的木板。就这样,风还是呼呼地从门缝钻进来,带来阵阵寒气。幸亏煤气灯好不容易点着了,帐篷里稍稍暖和一些。我在充气垫上铺了一床睡袋,本来钻进睡袋是够暖和的,但是睡袋太小,我这样的大个子根本钻不进,即使勉强钻进去也无法转身,所以只好把它当褥子垫在身下,好在我事先早有预备,带了被子和毛毯,睡下来并不觉得太冷。
  我躺在帐篷里好久没有睡着,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考察队员对于南极的暴风雪早就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帐篷底下是砾石遍地的古海滩,只要挖开砾石,就可以遇上潜水,那是山坡的积雪融化的雪水和降水汇集的。再深的地方就是永久冻土,即使夏天也不会融化。他们成天睡在冰冷的潮湿的地上,早上起来充气垫上可以发现一个湿漉漉的水印,正好是自己身体的形状。此外,帐篷内壁挂满水珠,那是呼吸的水蒸气凝结而成。不过最讨厌的还是暴风雪,狂风时常把帐篷掀倒,有时厚厚的积雪把帐篷压扁,飞雪掀开门帘,恶作剧地在他们的睡袋上铺上厚厚一层雪。即使这样,你也不必担心,他们照样睡得很香。紧张的施工,每天工作超过十五六个小时,一进帐篷,倒在铺上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因为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帮厨。但是当我钻出被风雪埋住的小帐篷时,几乎不认识眼前的长城站了。
  一夜风雪,把前些天极地太阳好不容易辛勤劳作的成果一点不留地抹掉了。积雪融化的山坡像敷上厚厚一层银粉,勾勒出岩层变化的轮廓,鳞次栉比的帐篷城埋在深深的积雪当中,像一个个白馒头堆放在海滩。从我住的帐篷到长城餐厅之间,是一条奔流的小溪,这会儿已经被雪淤平,结上薄薄的冰。只有一只缩着脖子的贼鸥,小心谨慎地飞旋着,落在贮放垃圾的汽油桶上,在那里讨生活,大概大雪使它很难找到食物了。
  我踏着嗞嗞作响的雪,走向小溪对面的长城餐厅。厨师徐秀明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在那里点汽油灶,烧了一锅热水。早餐的食谱是热汤面、油炸馒头片和花生米。我的任务首先是把两个铝制水缸挑满,然后帮忙把中午要做的菜洗好。食品库暂时就在露天地里,一箱箱的冷冻肉和新鲜蔬菜放在天然的大冰库,上面盖了一块大帆布。目前冷库正在施工,冷藏箱还未安装,一旦冷库建成,食品都要入库保存了,因为这些食品不仅要保证建站人员的需要,将来留下过冬的队员也全要指靠它。
  长城站的伙食是大家众口交赞的。年轻的天津厨师徐秀明上岛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到附近去看看南极的风光,从早到晚想方设法使大家吃好吃饱。这个小伙子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负责,他知道考察队员工作很艰苦,体力消耗大,没有足够的营养是顶不住的。因此,他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变换花样,使大家增加食欲。这天晚上,晚餐已经结束,我正在洗刷一大盆碗筷,他让我把几个大铝盆洗出来。
  “徐师傅,你休息去吧,”我看见他在一旁挽起袖子,劝道,“这里的活儿交给我……”
  “我得和面,明天包饺子。”他一口的天津味的口音。
  我心想,做几十个人的饭就够忙乎了,还要包几十个人的饺子,哪里有这么多的功夫。帮厨一天,我已经领教了这项工作的繁重,从天不亮到傍晚,我手脚不停,腰都累得直不起来。而他,却是天天如此呀。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犹豫,便告诉我,明天考察队的两名队员过生日,34岁的测绘工作者国晓港和30岁的后勤装备班的张京生,将在南极迎来自己的生日。在南极考察的日子里,每个队员过生日都要加菜,船上条件差一点,只能发两听罐头;可是在长城站,借机会可以改善伙食,让全体队员痛痛快快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动议还是长城站站长郭琨提出的,这天他不在站上,而在“向阳红10号”船指挥卸货。虽然狂风恶浪切断了岛上和船上的交通,但他的心里却记挂着这件小事。他在高频步话机里告诉副站长董兆乾,一定要让过生日的同志热闹一番。“请食堂加个菜,弄点酒……转达我对他们生日的祝贺……”他在报话机中说。
  当天下午,风雪更大,室外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从各班抽调的二十多名队员纷纷跑来包饺子。一大铝盆的猪肉大葱馅,两扇木门当作案板,大蒸锅热气腾腾,众人说说笑笑,包起各种富有创造性花样的饺子。这时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马维军、汪保国也笑嘻嘻地前来凑兴,摄影机对准了一个个欢快的镜头。
  “吹哨子……开饭了……”饺子下了锅,徐秀明立即告诉《人民画报》记者孙志江,今天轮到他帮厨。
  哨声在白雪茫茫的荒野传开,风雪中一个个端着碗筷的队员钻出帐篷。我们的“酒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记者杨时光,早已带着一帮兄弟抱来一箱箱啤酒,还有白酒和葡萄酒。
  “老杨哥,今天还有酒呀?”
  “保证供应,不够再去拿。”满脸红光的杨时光怀里揣着酒瓶,手里攥的也是酒瓶,“够你们喝的,可就是不准喝醉……”
  队员们围着两排长条桌团团而坐,长条桌不过是建房的梁柱,两根拼在一起,放在空油桶上。在一阵碰杯声和哄笑声中,副站长董兆乾笑眯眯地走在两排长桌当中,发表了祝酒辞,但是谁也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心情激动的国晓港和张京生拿着酒瓶,轮番地向在座的同志敬酒,接受大家的祝贺。不知是谁把录音机弄来,优美欢快的旋律顿时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餐厅。接着,几名活跃分子——陈富财、陈善敏、陶宝发和杨时光,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在众人的鼓动下,跳起了迪斯科……
  看着这一张张笑脸,听着满屋的笑语喧声,谁能想到此刻正是暴风雪袭来之时。
  窗外,狂风怒号,风雪弥漫。无遮无拦的海滩上,呼啸的狂风,卷着飞雪,打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冰川,近处的山崖,甚至几步之外的帐篷,都淹没在风雪之中,连不畏风雪的企鹅也不见踪影了。
  啊,好大的暴风雪,小木屋在风雪中屹立。笑声和歌声,充满中国南极健儿的壮志豪情,飘向暴风雪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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