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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高晋海的风暴


  1月24日深夜,船舱里静悄悄的,只有轮机舱的马达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船只正在加快速度冲向黑沉沉的南方。
  我丝毫没有睡意。尽管晚餐告吹了,我仅仅喝了一碗汤,捡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松花蛋,但是我却早早地跑到驾驶台,等候着通过南极圈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夜已深了。驾驶台灯光全熄,只有海图室一盏红灯照着桌上的海图。壁上的卫星导航仪不停地闪烁着红色的数码,我的目光不时地落在那标志船位经纬度的数字。在我们的前方的海面上,大自然用无色的巨笔划出一道南纬66°33'的南极圈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当然,在茫茫大海之中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界线,就像许多国家的分界线也是人为划出的。但是说来也怪有意思,我们考察队的一位年轻的炊事员的脑子里却不是这个概念,他相信地图上的赤道和南极圈,也像马路上划出的人行道和停车线,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界线。
  记得我们过赤道那天,我在飞行甲板上遇到他,小伙子不爱看书,却很喜欢练练少林拳或者散打什么的。
  “你说赤道在什么地方,怎么看不见呢?”我想考考他的地理知识,随便问道。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转脸瞅着面前靛蓝色的洋面,然后像是有所发现地告诉我:“咱们在船上看不见,坐在飞机上就瞅见了,真的,一点儿也不蒙你……”
  他的神情那样认真,使我连笑也不敢笑。我倒是从他的回答中发现一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地理知识的普及恐怕是不可忽视的。
  此刻,我们只能通过眼前的卫星导航仪精确地测定南极圈的位置,我打开了相机的镜头,闪光灯也亮着红光,只待仪器上标出南极圈的纬度,我立即记下船只通过的时间。黑暗中的驾驶台分外寂静,人们的心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在我国南极探险史上,我们的科学考察船通过南极圈,这是第一次。虽然在现代的航海技术条件下,进入南极圈并不算十分困难,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我们毕竟是迈入了这个陌生的海域。
  “注意,还有1海里……”值班的船员突然大声提醒我。
  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举起相机,镜头对准闪烁不停的导航仪。我知道,在航海图上,经度1分是1海里,海员只要用两脚规就可以很简捷地算出两点之间的距离。
  “咔嚓——”闪光灯亮了,南纬66°33',南极圈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船下通过了,而且一刻不停地甩在了我们的后面。我迅速看了看表,时间是23时零1分。南极圈,这令人谈虎色变的南极圈,几个世纪以来,多少探险家企图越过它的屏障,登上南极大陆的地理标志,终于被我们跨越了。
  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两天以后,当我们结束了最南边的21号位的综合调查(21号站位于南纬66°54'),重跨南极圈向北航行时,一个可怕的极地气旋突然把我们重重包围了。
  这是终生难忘的1月26日……
  风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记不大准了。这天上午我的感觉在提醒我,今天的风浪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具体的情况我也无法讲清,也许是一种直觉吧。我的住室是船舱底层,脚底的吃水线以下还有底舱,但那是黑暗的世界。在我的舱室还有一点亮光,那是两个密封的圆形舷窗透进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或者风浪不大时,我们常常打开舱窗透透气,有时我还伸长脖颈,踮起双脚向外窥望。窗户虽小,却并不妨碍观看那浪涛中追逐的信天翁,或者一群随波逐流的南极鸽,它们离得舷窗那样近,仿佛伸手就可以一把抓到。
  不过,这天舷窗早已用螺栓拧得严丝合缝。我坐在桌前写点东西,身体却在椅子上晃动,不仅身体动,椅子也在动,脚底下的水舱贮藏了几百吨淡水,此刻像是一股奔腾的山洪在不停地喧腾,发出澎湃的吼声。
  从舷窗望去,心里不由凉了半截。以前我们所经历的大风大浪和眼前的景象比较起来简直就不算回事了。舷窗的钢玻璃,经常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团发绿的液体像是拳头一样狠狠地猛地砸过来,发出沉闷喑哑的响声。等到“拳头”离开,船身从浪涛中挣扎出来,山峰一样的浪头,又以飞快的速度向船尾奔去。其速度之快,场面之大,威力之猛,令人惊心动魄。
  什么也不能干了,坐立不安嘛,还有什么心思写稿。躺下,也不行,随时还得提防从床铺上滚下来。桌子上的茶杯、烟缸及其它小零碎,都得放在床下和桌子底下的角落里,否则也会一扫光。
  我踉踉跄跄地离开空气浑浊的舱室,艰难地登上一级级舷梯,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以防摔倒。重心是无法把握的,身体左右摇晃,好像喝醉了酒,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走在过道里,一会儿撞在板壁上,一会儿倒向旁边的门框上,尤其是爬舷梯,由于船只剧烈摇晃颠簸,有时双脚像拴了块铁砣无法抬起,胸膛感到十分憋闷,像是登上缺氧的高山之巅;有时恰恰相反,脚步轻快如飞,恍若腾云驾雾,可以一步蹿得很高,不过这时尤其要小心,双手必须紧紧攥住两旁的扶手,一步一步地往上挪动。否则,稍不留神,就摔倒在地。
  此刻,一推开驾驶室的门,扑面而来是一种异样的、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氛。驾驶室的人比往常多,但却寂静无声,从船长到舵工,从总指挥到船长顾问,目光都不约而同凝集到一个焦点,那挡风玻璃外的大海。
  挡风玻璃被浪沫水雾溅得模模糊糊,但仍可以看见船只前部的甲板,在甲板的中央挺立着天线塔,它前面是锚机,再前面有个白色的小小瞭望亭,在那尖尖的船首下面,便是巨浪翻涌的大海了。
  眼前的别林斯高晋海,波涛汹涌,一片杀机,一个强大的低压中心正在它的上空形成。
  气压表的水银柱,无法遏止地往下降,像是垂危的病人的血压。9.90×104(帕斯卡)、9.80×104、9.70×104……气象预报员看着那下落的水银柱,他们的心也在一个劲地往下沉。
  古往今来,有多少作家和诗人用富有诗意的词藻描写过大海的波涛,洁白的浪花,但是此刻,那些美丽的词藻像是矫揉造作的塑料花在我的眼前全然失色。那是站在岸边,连潮水也不曾溅湿鞋袜的诗人和作家的杜撰。在渔人和水手的眼里,大海那气吞山河的磅礡气势,以及它那残忍凶狠的性格,是令人心房为之颤栗的。
  我一动不动地把眼睛贴着挡风玻璃,凝视着那一道道滚动的涌浪。它们不慌不忙地朝船头移动,像排成整齐方阵的敢死队,前赴后继地朝着我们的船头猛扑而来。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狂风和大海奏起了悲壮的军乐,呼啸的风声隐隐传来铁甲的铿锵和兽性的喊杀声。那气势汹汹的巨浪狂啸着,扬起浪花,积蓄万钧之力,昂起头,一步一步,最后终于向船头发起猛攻……
  一刹那间,船只那钢铁的躯体受到猛击,高高地抬起它的船头,而那扑过来的浪涌被锋利的船头击得粉碎,立即像跌落深渊的瀑布溅起银练似的水雾,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怒号。浪涌受挫了,后退几步之后,很快重新集结,又扑了上来。
  这时,只见船首一会儿被抬上十几米高的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深深的波谷。当它好不容易从浪涛的包围中挣扎而出时,浪涛忽地一下跃上甲板,企图夺门而入,扑进船只的指挥中心……然而随着船身的抖动,它们又被打退了。
  我和许多船员都是第一次目睹大海如此凶恶狰狞的面目,那不是普希金所称颂的可爱的“大自然的元素”,那也不是歌手们吟唱的“亲爱的妈妈”,那是一片从地心深处涌出的乌黑岩浆。它们骚动着,一刻也不能安宁,随心所欲地塑造连绵起伏的山峰,但是山峰一会儿又变成深深的山谷,紧接着新的山峰和新的山谷又接踵而至。更可怕的是风,这哪里是风,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刃,一只无形的却是无处不在的巨手,它不停地划破浪尖,撕碎它,推搡它,抛掷它,把揉成一团的浪花像流弹似的猛击船身,推上甲板,把一切可以掠走的东西掠去,把不能掠去的毁掉……
  我们的考察船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它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在风浪中苦苦挣扎。它的躯体因受浪涌的冲击剧烈颤抖,那令人胆寒的颤抖每发作一次,都可以听到它像患了重病发出痛苦的呻吟。
  连最有经验的人,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船长张志挺站在驾驶台上已经好几个小时,这个性格开朗的中年人,此刻脸色异常严峻。笑容从他的嘴边消失,他的全身趴在挡风玻璃前,眼睛盯着那排山倒海的浪涌,而他的双腿为了不至摔倒略微撑开,那番神志仿佛是一尊随时准备出击的战士的雕像。在他那几十年的航海生涯中,他经历过无数的险境,北太平洋的台风,昏天黑地的风暴,他驾驶着这艘船多少次在风浪里出没,然而这南大洋的风浪,却是他第一次遇到的。
  气压还在一个劲地下降。张志挺神色镇定地听着气象预报员孙雷每隔15分钟一次的报告。孙雷——这个28岁的上海青年,是个干部子弟,在父母的眼里也许还是娇惯的宝贝心肝,然而在这紧张的时刻,他每隔10分钟便冒着可以将人卷走的旋风,跑上驾驶台顶端进行气象观测。从外面的舷梯爬上最高部位的气象平台,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最大风速每秒34米……气压9.76×104帕斯卡……风向325度……”上气不接下气的孙雷报告道。他身上的羽绒服被浪花溅湿了,脸上也是海水,他顾不上抹一把。他多么希望此刻能给船长带来天气转好的消息,但是毫无办法,天气不但没有转好的迹象,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张志挺连眼皮也没有眨一眨,但心里却感到难耐的焦渴。他清醒地知道,眼下他已卷入可怕的气流旋涡,那四面包围的涌浪像重重埋伏的敌人,已经把他的船包围起来。而那12级以上的飓风,像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能掉转船头,逃出可怕的陷阱,虽然顺风而行是很理想的航行方案,但是船只倘若偏离此时的航向,在它掉头转向的瞬间,拦腰扑来的涌浪就会将它掀翻。向左、向右都不行。卫星云图和天气传真图无情地宣告了这样的现实:在船只的东面,埋伏着更大的风浪,低压中心正在东面布下可怕的陷阱;而在西边,离开南极大陆越来越远,与风浪搏斗的时间将会旷日持久,危险有增无减,也非良策。
  看来,惟一的出路是顶着浪涌袭来的方向逆风而行,和风浪作殊死的搏斗,这是此刻惟一可以避免船只被浪涌倾覆的良策。
  船只减速,所有的水密门已经关闭,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无线电发报员按动电键,向远在万里的祖国发出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我船在危急中……全船上下正在顽强搏斗……”
  此时,船只的心脏一刻也不能出现故障。那630千瓦的发电机,已经双车合并使用,两台马力强大的主机也已投入紧张运转。27名船员全勤值班,从轮机长到机匠,在温度很高的闷热机舱里,穿着背心裤衩,严密监视每一台机器。他们知道,一旦机器出现故障,后果将不堪设想。
  突然,一声可怕的吼声盖过了轮机舱的轰鸣,甲板高高倾斜。这可怕的吼声来自船尾,而船尾被掀天的浪涌托了起来,脱离水面,船首埋入深深的海里。
  这是危险的一瞬。船尾的螺旋浆离开海面,在空气中以每分钟200转的高速旋转,这是航海的禁忌——“打空车”,主机的连杆可能因负荷太重而折断,船只将会失去了控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我们的船像一块跷跷板一样前倾后伏,只要稍稍失去平衡,它自身的重量和乘虚扑来的涌浪,顷刻之间就会将它掀翻在冰冷的海中。
  “前进3,后退1!”船长发出指令,他的脸色铁青,凝视着埋入浪中的船头。
  “前进3——后退1——”站在船长身后的伡工王继停,迅速扳动伡钟,把船长的命令传给了轮机舱。
  “船长,舵失灵……”操舵的杜衡突然惊叫起来。
  张志挺似乎没有听见,依然目不转睛注视着迎面而来的浪涌。他当然知道,高高翘起的船尾使船舵托出水面,舵机已失去控制,现在只能用调节航速的方法保持航向。
  “报告航向……”船长轻声喊道,他极力压低声音,为让所有的人保持镇定。
  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轮机舱的“副鬼”(副轮机长)开长虎和他的伙伴,似乎是用双手校正船位,那频繁变动的航速,使他们身上的背心可以拧出水来。船体被左右不同的动力所驱,艰难地从浪涌中挣扎而出,船首缓慢地钻出水面,翘起的螺旋桨又埋入海中。
  我们的考察船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单是“打空车”就出现了9次……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下午17点,巨浪借助风威,斜刺里冲上了后甲板。堆在后甲板的尼龙绳、帆布套被掀掉,茶杯粗的缆绳被急流卷去。与此同时,考察队的网具器材也浸泡在倒灌的海水里,如不及时抢出,即刻会被风浪吞没……
  “缆绳冲跑了……”
  “网具危险……”
  惊叫声顿时在船舱中传遍,夹杂着慌乱的脚步声。当然,在船只最危险的时刻,不管是缆绳,网具,甚至是金银财宝,已经无足轻重,最主要的是保证船只和人员的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可是偏偏那些缆绳一半拖入海中,此刻却威胁着船只的安全。那样粗大结实的缆绳一旦绞在螺旋桨上,无异于给我们的船只套上了绞索。
  “拉不上来就砍掉它!”船长张志挺大声命令,副船长徐乃庆和政委周志祥带着船员飞快地下到后甲板,那里是一片狼藉,堆放整整齐齐的缆绳搅得如同一团乱麻,有40多米已被拖进海里。那船尾橘红色的5吨吊车被削掉脑袋,驾驶台的舱盖已不见了。而且,海浪仍在气势汹汹地翻过船舷,冲上甲板,朝人们身上猛扑过来。
  海在摇,船尾一会儿埋入海水,巨浪在甲板上翻腾,一会儿船尾又高高立起,双脚站立不住……
  “快,抓住缆绳……”徐乃庆和周志祥带头冲进海水漫灌的甲板。缆绳被海水浸泡得死沉死沉,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抓住了缆绳,一寸一寸地往上拖。他们全身被海浪浇个透湿,一个个像水里捞出来似的。
  扩音器中再一次传来船长的声音:“拉不上来快点砍断……你们快回来……”身在驾驶台的船长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心。
  但是,船员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砍断缆绳的,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
  缆绳终于从大海的狂澜中夺了回来。在这前后,考察队的生物学家——王荣、唐质灿和陈时华也冲上了后甲板,他们是闻讯赶来抢救他们的网具。这又是一场危险之极的生死搏斗。
  当船只在风浪中苦苦挣扎,龙骨和甲板发出嘎嘎的痛苦呻吟时,我们的生物学家呆在舱室里暗暗担忧。他们都有丰富的航海经历,职业的性质使他们不止一次随船远航,其中陈时华以前就来过南极探险,但是眼前猛烈的风浪却是他们头一次经历。王荣和唐质灿住在一间舱室,他们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也是考察队里年岁最大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相对无言,谁也不想开口。
  突然,房门推开了。戴高度近视眼镜的陈时华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这位中年的生物学家身材结实,有点发胖,这时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后甲板的东西……全完了……”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坐在床上的王荣和唐质灿霍地一下跳了起来。几乎不用解释,他俩都明白陈时华的潜台词,他们捕捞磷虾和底栖生物的网具都是放在后甲板的,那些网具有的还是花了昂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的。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念头在支配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跌跌撞撞地绕到右舷水密门。这3个书呆子只想到抢救网具,别的什么也没有顾上考虑,甚至连请示一下也忘记了,打开水密门冲了出去。
  这当然是个极大的错误。水密门此刻是不能打开的,因为一旦涌浪冲进水密门,底舱就会被海浪倒灌而入,那就无法可想了——幸好他们刚刚冲出去,立即有人发现,水密门马上又关闭了。
  “教授,危险,快回来!”站在后甲板上面,倚着飞行甲板栏杆的阿根廷飞行员发现3个中国人冲了出来,不禁大吃一惊。我们船上有一架阿根廷直升飞机,雇有3名外籍飞行员,其中一个认识王荣,连声向他发出警告。
  王荣他们这时什么也不顾了,后甲板上捕捞磷虾的LHR采集器钢架已经打扁,像是拧成的麻花,底栖生物的网具也淹没在海水里。于是他们迅速朝船的尾部奔去……
  就在这时,船尾猛然一沉,揪天的巨浪像一座山峰倒卷过来,扑向他们。王荣伸手去抓那价值2万美元的网具探头,却被一个巨浪兜头一击,他连连后退,和网具一块被推向甲板后面的水文绞车上。顿时,他感到腰部被什么猛地砸了一下,腿也麻木了,而他的全身已经泡在扑面而来的浪涛里。在这同时,唐质灿也被大浪猛地推到几米外,埋在浪涛之中,幸亏他急中生智,伸手抓住了一根钢架。最危险的还是陈时华,这个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个大浪打来,眼镜和帽子都不翼而飞,他站立不稳,被卷进了急流。万幸的是,他死死抓住一根粗粗的电缆,才幸免被卷入海中……
  从这天中午开始,我们的考察船在越来越大的风暴中持续搏斗了6个多小时,阵风在12级以上,浪高达14.5米。一直到傍晚,气象预报员向船长报告,“气压开始回升……”这时,根据总指挥的命令,我们的船只向东转向,直趋乔治王岛避风。
  第二天晚上20点30分,乔治王岛那熟悉的冰原海岸终于出现了,麦克斯韦尔湾像湖泊一样宁静。沉重的铁锚轰隆隆地欢唱着,冒着闪光的火星,急不可待地投入了海的怀抱。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走上甲板,注视着铁锚沉入大海的一瞬,似乎那铁索的铿锵声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
  我看着船头屹立的瞭望亭,上面是伤痕累累,玻璃全部粉碎,门窗无一完好,到处是风浪鞭打的痕迹,心中不禁涌起对大海的敬畏。
  我们毕竟闯过了别林斯高晋海的极地风暴,胜利属于我们!我隐约听见船员们情不自禁地欢呼,在甲板上,在船舱里。
  “船长万岁!”不知是谁喊道。
  但我要补充一句:船员万岁!是他们的坚定勇敢使我们安全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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