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陈芳生

　　提要

　　臣等谨案：《捕蝗考》一卷，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屡见于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与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本义》亦从其说。于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于纪述。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彙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剪除尔，责成于地方有司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禆于实用也。　

　　捕蝗考

　　○备蝗事宜

　　◎　王祯《农书》言：蝗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檾麻芝麻薯蓣、吴遵路知蝗不食豆苖，且虑其遗种为患，广收豌豆教民种植，次年三四月，民大获其利。

　　◎　飞蝗见树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农家多用长竿挂红白衣裙，群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声炮声，闻之远。举鸟铳入铁砂或稻米击其前行，前行惊奋，后者随之去矣。

　　◎　用秆草灰、石灰等，分细末筛罗禾稻之上，蝗即不食。

　　◎　蝗最难死，初生如蚁之时，用竹作搭，非惟击之不死，且易损坏[苗种]。宜用旧皮鞋底或草鞋、旧鞋之类，蹲地掴搭，应手而毙。且狭小不伤损苗种。一张牛皮可裁数十枚，散与甲头复收之。

　　◎　蝗在麦田、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尽聚草梢食露，体重不能飞跃，宜用筲箕、栲栳之属左右抄掠，倾入布袋蒸、焙、泡、煮随便，或掘坑焚火倾入其中，若只瘗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

　　◎　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于前，长阔为佳，两傍用板及门扇接连八字摆列，集众发喊，推门捍逐入坑，又于对坑用扫帚十数把，见其跳跃而上者尽行扫入，覆以乾草发火焚之，然其下终是不死，须以土压之，过宿方死。

　　◎　烧蝗法。掘一坑深广约五尺长倍之，下用干茅草发火正炎，将袋中蝗倾入坑中，一经火气无能跳跃。诗云：秉畀炎火是也。

　　◎　捕蝗不可差官下乡，一行人从蚕食里正，里正又只取之民户，未见捕蝗之利，先被捕蝗之扰谢，《绛论救蝗》曰：窃见比日蝗虫亘野，坌入郛郭，而使者数出府县，监捕驱逐，蹂践田舍，民不聊生。谨按：《春秋》书：螟为哀公赋敛之虐，又汉儒推蝗为兵象，臣愿令公卿以下举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方略，不限资格，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参考不诬，奏之朝廷，旌赏录用，以示激劝。

　　◎　附[咐]郭[各]乡村即印刷《捕蝗法》作手榜吿示。每米一升换蝗一斗，不问妇人小儿，携到即时交支，如此则回环数十里内者可尽

　　◎　严督保甲，使知不可不捕，然其要法只在不惜常，平义仓谷米博换蝗虫，虽不驱之使捕而四远，自辐辏矣，倘或克减邀勒，则捕者气阻。

　　○前代捕蝗法

　　宋　熙宁八年诏：有蝗蝻处，委县令佐躬亲打扑，如地里广阔，分差通判、职官、监司、提举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给细谷一斗，蝗种一升给粗谷二升，给价钱者作中等，寔直仍委官烧瘗、监司、差官覆按以闻。朱子[间]绍兴捕蝗募民，得大者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者每升给钱五百文。

　　元　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翻覆坏尽，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

　　明　永乐元年，令吏部行文各处有司，春初差人巡视境内，遇有蝗虫初生，设法捕扑，务要尽绝，如或坐视致令滋蔓为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官不行严督所属巡视打捕者亦罪之。每年九月行文，至十月再令兵部行文，军卫永为定例。宣德九年，差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往山东、河南捕蝗。万历四十四年，御史过庭训山东《赈饥疏》：捕蝗男妇皆饥饿之人，如一面捕蝗，一面归家吃饭，未免稽迟时候，遂向市上买现成面做饼子，担在有蝗去处，不论远近、大小、男妇，但能捉得蝗虫与蝗子一升者，换饼三十个。又查得：崓山邻近两厂领粮饥民一千二十名，可乘机拨用，即传吿示云：朝廷自去年十一月养尔等饥民使免于逃死，当知效报，今蝗虫生发正，尔等报效之日也，自今以后，能将近地蝗虫或蝗子捕得半升者才给米面一升，为五日之粮，如无不许准给。

　　崇祯时，徐光启《除蝗疏》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欲求恒稔，虽唐尧之世，犹不可得此，殆由天之所设。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此其与水旱异者也。虽然水而得一丘一垤，旱而得一井一池，即单寒孤子聊足自救。惟蝗又不然，必藉国家之功令，必须群邑之协心，必赖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无戮力自免之理。此又与水旱异者也，总而论之，蝗灾甚重，除之则易，必合众力共除之，然后易此其大指矣。谨条列如左。

　　◎　蝗灾之时

　　谨按：春秋至于胜国其间蝗灾，书月者一百一十有一，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是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小民遇此乏绝最甚。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开封府等百三十州县蝗蝻复生，多去岁蛰者，《汉书》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岁书：夏蝗而六月三月，书：去岁蝗处复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则是去岁之种。蝗非蛰蝗也。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故《易林》名为饥虫也，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害之，所以广也。秋月下子者则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蛰藏过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灾，于冬春者百止一二，则三冬之候，雨雪所摧损灭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后而书灾者，皆本岁之初蝗，非遗种也。故详其所自生与其所自灭，可得殄绝之法矣。

　　◎　蝗生之地

　　谨按：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隘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都若此。若地方被灾，皆有延及与其传生者耳。《略摭往牍》如元史百年之间所载：灾伤路郡、州县几及四百，而西至秦晋称平阳。解州、华州各二称陇陕。河中称绛耀，同陕、凤翔、岐山、武功、灵寳者各一。大江以南称江浙、龙兴、南康、镇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于四百为二十之一耳。自万历三十三年，北上至天启元年，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而莫盛于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则关、陕、邠、岐之间遍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江南人不识蝗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尽力扑灭乃尽。故涸泽者，蝗之本原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　蝗生之缘

　　必于大泽之旁，者职所见。万历庚戌，滕邹之间皆言起于昭阳吕孟湖。任邱之人言：蝗起于赵堡口，或言来从苇地，苇之所生，亦水涯也。则蝗为水种，无足疑矣。或言：是鱼子所化。而职独断以为鰕子何也。凡裸虫、介虫与羽虫，则能相变，如螟蛉为蜾蠃、蛣蜣为蝉、水蛆为蚊是也。若鳞虫能变为异类，未之见矣，此一证也。《尔雅》翼言：鰕善游而好跃，蝻亦善跃，此二证也，物虽相变，大都蜕壳即成。故多相肖。若蝗之形酷类鰕，其身、其首、其纹脉、肉味、其子之形味无非鰕者。此三证也。又蚕变为蛾蛾之，子复为蚕。《太平御览言》丰年，蝗变为鰕，知鰕之亦变为蝗也，此四证也。鰕有诸种，白色而壳柔者散子于夏初，赤色而壳坚者散子于夏末，故蝗蝻之生亦早晚不一也。江以南多大水而无蝗，盖湖漅积潴水草生之，南方水草农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湖水常盈，草恒在水，鰕子附之则复为鰕而已。北方之湖盈则四溢，草随水上，迨其既涸，草流涯际，鰕子附于草间，既不得水，春夏郁蒸，乘湿热之气变为蝗蝻，其势然也。故知蝗生于鰕，鰕子之为蝗，则因于水草之积也。

　　◎　考昔人治蝗之法

　　载籍所记颇多，其最著者则唐之姚崇，最严者则宋之淳熙敕也。《崇传》曰：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诏也。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谓之曰：聪伪主德，不胜妖，今妖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苖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德何。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喧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　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蝗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断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榖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讫息。宋　淳熙敕：诸蝗虫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即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诸官司荒田、牧地经飞蝗住落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而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杖一百。诸蝗虫生发飞落及遗子而扑掘不尽，致再生发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诸给散捕取虫蝗谷而减克者，论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受乞财物法。诸系工人因扑掘虫蝗，乞取人户财物者，论如重禄、工人因职受乞法诸令：佐遇有虫蝗生发，虽已差出而不离本界者，若缘虫蝗论罪。并在任法又诏：因穿掘打扑损苖种者，除其税，仍计价。官给地主钱数毋过一顷。此外复有二法。一曰：以粟易蝗。晋 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偿之此类是也，一曰：食蝗。唐　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暴乾，飏去翅足而食之。臣谨按：蝗虫之灾不捕不止，倪若水卢怀慎之说谬也。不忍于蝗而忍于民之饥而死乎。为民御灾捍患，正应经义，亦何违经反道之有。修德、修刑理无相左。敌国盗贼比于蝗灾，总为民害。宁云修德可弭一切，攘却捕治之法，废而不为也。淳熙之敕，初生飞落，咸应申报、扑除、取掘，悉有条章。今之官民所未闻见，似应依仿申严，定为功罪，着之甲令也。食蝗之事载籍所书不过二三。唐太宗吞蝗以为代民受患。传述千古矣。乃今东省畿南用为常食，登之盘餐。臣尝治田天津，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烹食。城市之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则数文钱可易一斗，啖食之余家户囷积，以为冬储。质味与干鰕无异，其朝晡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无恙也。而同时所见山陕之民，犹惑于祭拜，以伤触为戒，谓为可食即复骇然，盖妄信流传，谓戾气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害。东省畿南，既明知鰕子一物，在水为鰕，在陆为蝗，即终岁食蝗，与食鰕无异，不复疑虑矣。

　　◎　今拟先事消弭之法

　　臣窃谓：既知蝗生之缘，即当于原本处，计划令山东、河南、南北直隶有司、衙门，凡地方有湖荡、垫洼、积水之处，遇霜降水落之后，即亲临勘视本年潦水所至到，今水涯有水草存积即多，集夫众侵水芟刈，敛置高处，风戾日曝，待其干燥，以供薪燎。如不堪用就地焚烧，务求净尽。此须抚按、道府实心主持，令州县官各各同心协力，方为有益。若一方怠事，就此生发蔓及他方矣。姚崇所谓：讨除不尽者人，不用命此之谓也。若春夏之月，居民于波湖中捕得子鰕一石，减蝗百石。干鰕一石，减蝗千石。但令民通知此理，当自为之不烦吿戒矣。

　　水草既去，鰕子之附草者可无生发矣。若鰕子在地，明年春夏得水土之气，未免复生。则须临时捕治。其法有三。其一：臣见湖旁居民言蝗初生时，最易扑治，宿昔变异，便成蝻子散漫跳跃，势不可遏矣。法当令：居民里老时加察视，但见土脉坟起，便即报官，集众扑灭，此时措手力省，功倍其二，已成蝻子跳跃行动，便须开沟打捕。其法：视蝻将到处，预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中相去丈许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众不论老弱悉要趋赴，沿沟摆列，或持帚，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锸，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闻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止渐令近沟，临沟即大击不止，蝻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致力，扫者自扫，扑者自扑，埋者自埋，至沟坑具满而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邑如此，他邑复然，当净尽矣。若蝗如豆大尚未可食，长寸以上即燕齐之民，畚盛囊括负戴而归，烹煮暴干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飞，飞即蔽天，又能渡水。扑治不及。则视其落处，纠集人众各用绳兜兜取，布囊盛贮。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杀而埋之。然论粟易则有一说：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乡民去邑数十里负蝗易米，一往一返即二日矣。臣所见蝗盛时，幕天匝地，一落田间广数里，厚数尺，行二三日乃尽。此时蝗极易得，官粟有几，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钱近其，人而易之，随收随给，即以数文钱易蝗一石，民犹劝为之矣。或言：差官下乡一行人从，未免蚕食里正民户，不可不戒。臣以为不然也，此时为民除患，肤发可捐，更率人蚕食，尚可谓官乎。佐贰为此，正官安在。正官为此，院道安在。不于此辈，创一警百而惩噎废食，亦复何官不可废，何事不可已耶，且一郡一邑岂乏义士，若绅、若弁、青衿、义民择其善者，无不可使，亦且有自愿捐赀者，何必官也。其给粟则以得蝗之，难易为差，无须预定矣。

　　◎　事后剪除之法

　　则：淳熙令之取掘虫子是也。元史《食货志》亦云：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臣按：蝗虫遗子，必择坚垎黑土高亢之处，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窍，且同生而群飞群食，其下子必同时同地势，如蜂窠易寻觅也。一蝗所下十余，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渐次充实，因而分颗，一粒中即有细子百余。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内遇雨则烂坏，否则至十八日生蝗矣。冬月之子难成，至春而后生蝻，故遇腊雪春雨则烂坏不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种传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为急务，且农力方闲可以从容搜索。官司即以数石粟易一石子，犹不足惜苐。得子有难易，受粟宜有等差，且念其冲冒严寒，尤应厚给，使民乐趋其事可矣。臣按：已上诸事，皆须集合众力，无论一身、一家、一邑、一郡不能独成其功。即百举一隳犹足偾事。唐　开元四年夏五月，敕委使者详察州县，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盖以此也。臣故谓：主持在各抚按，勤事在各郡邑，尽力在各郡邑之民，所惜者北土闲旷之地，土旷人稀，每遇灾时，蝗阵如云，荒田如海，集合佃众犹如晨星，毕力讨除百不及一，徒有伤心惨目而已。昔年，蝗至常州，数日而尽，虽缘官勤亦因民众以此思之，乃愈见均民之不可已也。

　　陈龙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见于《范仲淹疏》又曝乾可代鰕米，尽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惮不为，然西北，人肯食，东南，人不肯食，亦以水区被蝗时少，不习见闻故耳。崇祯辛巳，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极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买食，试以蝗饲之，其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可见世间物性，宜于鸟兽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鸟兽无反不可食之理。蝗可供猪鸭无怪也，推之恐不止此，特表而出之。

　　陈芳生曰：蝗未作，修德以弭之，蝗既作，必捕杀，以殄之。虽为事不同而道则无二，疽已发于背，而进以调元气之说，曰吾何事乎。刀针吾知，元气未及调，而毒已内攻心肺死矣。倪若水卢怀慎所见，殆调元气于疽发之际者，与大约鄙劣惰懦之夫，视生民之死生，国家之存亡，都无与于已，而惟恐我之稍拂，乎鬼则祸将立至，使朝廷下一令曰：蝗初作守。令捕不尽，致为民害。夺其职，没入其家以备赈。则畏祸之念更切于谄鬼，而蝗可立尽。淳熙之敕似犹未严也，盖天下之祸易于漫衍者，必于初发治之，则为力易而所害不大。而鄙夫非祸将切身，必不肯竭力以从事。故愚谓：捕蝗之令必严其法，以督之。盖亦一家哭不如一路哭之，意且古良吏，蝗每不入其境。今有事于捕，已可愧矣。捕之而复不力，则良心已无，虽严罚岂为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