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浩如烟海的文化历史典籍，《国语》是其中优秀的一部。它是先秦时期三部历史名著（《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一，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全书共二十一卷，七万余字，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分别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67年），至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公元前453年），约五百一十五年间的部分历史人物的言论和史事。
《国语》以“国”分目，记“语”为主，故书名《国语》。它与《左传》所记载的史事都以春秋时期为主，只不过《左传》依鲁君纪年，记事以鲁国为中心，是解释《春秋》的，被称作《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分国系年，事件以所记国为中心，韦昭《国语解》说：“其文不主于经（《春秋》）”，因此又称作《春秋外传》。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有关《国语》的作者，在唐宋以前，多执汉儒之说，认为是左丘明，而《国语》正是摭拾《左传》的编余材料写作而成的。但自“（晋）傅玄、（隋）刘炫、（唐）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类”（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宋人陈振孙更认定其“必非出一人手也”（《直斋书录解题》），清代的赵翼则说：“《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简料而存之，非手撰也。”（《陔余丛考》）经历代学者的考校甄别，已基本上推翻了《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之说。
《国语》以记言为主，而它记载的言论系依据旧史的记录。我国古代史官建制甚早，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而且编制完备，分工明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另外，各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兴邦灭国、天灾人事、死丧事故等，均赴告周王室及各国，供史官记录。《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百国春秋”（见《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论》引《墨子》佚文），《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一也。”《晋语七》也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可见当时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不少史料已各自汇编成集。而《国语》的《晋语九》、《吴语》、《越语》已涉及战国初年的某些历史事实，故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国语》当是战国初期一位熟悉各国历史掌故的人，根据当时周王室和部分诸侯国的旧史史料，经过选择整理，加工汇编而成的。这个汇编者可能不是左丘明，但他必是阅读过《左氏传》的人，否则便不会在内容上有意识地补其缺遗了。
《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化，城市经济的繁荣，旧制度的崩溃，王室的衰落，国与国之间的剧烈兼并，华夏与四境民族的融汇交往，学术文化思想的活跃，矛盾交错，异彩纷呈。《国语》虽然因为体例的限制，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但它在时代的影响下，其思想内容仍是相当复杂纷繁、多彩多姿的，举凡“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国语解叙》）概被纳入，尤着力于政治事件、经济体制、军事行动、内政外交、典章制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言论记述。《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国语》在记事上较《左传》早二百四十六年，记载的史实除《周语上》的一部分和《郑语》属于西周外，是以春秋时期为主。只不过《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是国别体；《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言论既需要理论的论证，形象的表达，也要以大量的事实作为论辩的缘起，所以在史实记载上，两书可相互参证。据统计，在《国语》记事中和《左传》内容大致相同的有六十多条，内容不同的有九十四条，所记内容相同而史实有出入，人物、年代有差异者近一百条。《国语》在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上虽不及《左传》，但仍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它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这种分地域（国）记事的体例，在记同一时代的某国历史时，便以某国的事件和人物为主要记述对象，由于其有背景的联系，故与整个时代无割裂之感。这种体例后来多用于分封割据时的历史记载，如陈寿的《三国志》便是继承发展这种体例的硕果。而《战国策》及后来欧阳修主撰的《新五代史》、明崔鸿汇辑的《十六国春秋》和清人吴任臣撰的《十国春秋》便是这种体例的延续，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世家”一类体例也显然是受到《国语》的影响。
其次，由于《国语》的作者是以变革发展的史学观念来看待历史，尽管大部分旧史是从维护正统、甚至保守的立场记录的史事，但通过作者采撷的篇章、事件、言论，除客观地保存了大量史料外，也反映出当时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交待了历史的演进。《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篇，写宣王不遵循古制，不举行亲耕千亩籍田的典礼，这实则是当时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进步措施。柳宗元说：“古之必籍千亩者，礼之饰也。”（《非国语》）西周共和后，公田制已经难于维持，周宣王废弃名义上亲耕实则民力助耕千亩籍田的制度，不要这个“礼制”的装饰品，是废弃助法（西周税法的一种）改行彻法、改力役地租为物品地租的一项改革措施，它和“料民”（普查人口）一样，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虽然《周语》的作者以反作正地记载了虢文公和仲山父的谏言，但坚持实施新政策法令的周宣王不予理睬，新税法、新政令在政治斗争中取胜，事实上成就了周宣王的中兴，历史在变革中前进发展。这些地方可看出作者眼光之敏锐。再从《鲁语上》里革将晋人弑君委过于君主本身，《晋语二》里克杀掉祸乱晋国的骊姬及幼君奚齐、卓子，申明自己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的公心，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这些记载比之其他史书将弑君者一概斥为乱臣贼子有本质的区别。
《国语》还通过言论的记述，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现实，反映出当代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比如《周语上》记厉王弭谤屠杀人民、纵容荣夷公搞专利；《晋语》记献公杀子、骊姬进谗、惠公争夺君权出卖国家利益；《楚语》记灵王建章华台、令尹子常蓄货聚马；《吴语》记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杀伍子胥等等，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贪婪奢侈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而对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美德美行的人物，则给予褒扬赞美，比如《齐语》中的管仲、齐桓公；《鲁语》中的展禽、里革、臧文仲、公父文伯之母；《晋语》中的晋文公、赵衰、赵盾、晋悼公、叔向；《吴语》、《越语》中的伍子胥、范蠡、文种、勾践等等，表现了作者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国语》的作者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能跳出西周敬天保民的窠臼，作品中掺杂了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但显然已经将鬼神放在了“民（人）”的附属地位，认识到“民”是国家生存、社会发展的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鲁语上·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写执政卿臧文仲让人们去祭祀海鸟爰居，遭到展禽的批评，他认为祭祀是国家大事，要重视，但不可淫祀（滥设祭祀），应该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也就是只有为人民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比如，黄帝、尧、舜、鱼玄、禹、契、冥、商汤、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等才配成为祭祀的对象。这实质上是以“人事”为着眼点，以“神事”为附庸物。还有不少篇目表现了作者重视民众的力量、关心民众的利益的观点，特别是《周语上》记国人驱逐暴君周厉王，《越语》把国家兴亡、战争成败的关键放在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上来写，都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三
《国语》作为优秀的历史散文，是直接用当代语言就“事”说理的。这些“事”，有内政，有外交，有国事，有家事，天道、鬼神、地理、人事，应有尽有，可以说，它把春秋时代那些议论精详、形象生动的言论都记录了下来，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成就。
第一，《国语》长于记历史人物的谏言和对话，语言古朴简洁，而议论时的旁征博引，对话中的巧譬善喻，却又能使文章理由充足，曲折尽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像《召公谏厉王弭谤》，全文仅二百五十六字，除用数十字交待清楚前因后果外，主要是记西周政治家召穆公对周厉王弭谤暴政的谏言，议论中先是征引古代天子听言求治的事例来讽谏厉王，突出“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正面论点；又用“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这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论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观点，说明堵塞言路的危险性，切不可等闲视之。这段谏言，说理层层推进，有忠告，有警言，有理由，有办法，极富于逻辑性。用水比喻人民，形象贴切。水从表面上看来是很柔弱的，可是它的力量集合起来，可以冲决任何坚固的堤防，这些比喻富有说服力，成为后世治国理民的至理名言，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国语》精采的记言，对后世的议论文，特别是战国诸子的议论文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不少对话幽默风趣，口吻毕肖，颇能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面貌。《晋语四》写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重耳酒醒后以戈逐子犯，说：“你们合伙把我弄走，将来事业不成功，看我不吃了您这当舅舅的肉（狐偃是重耳的舅父）”。狐偃边躲边嚷说：“事业不成，还不知我死在哪里，您怎么能与豺狼去争吃野地里的死尸呢？事业有成，晋国的一切鲜美食物您都吃不完，我狐偃这腥臊难咽的老肉您哪会吃得进口呢？”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人物的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其他如《晋语》的《叔向谏杀竖襄》、《董叔欲为系援》、《赵简子欲有斗臣》等，叔向对答晋悼公、董叔、赵简子那些话，滑稽诙谐，寥寥数语却满含机锋，人物个性刻划和精神面貌的揭示都是比较成功的。
第三，《国语》虽然叙事少，但篇章完整，不少故事情节生动，有头有尾，对人物性格也有较细致的刻划，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个文学短篇。比如《晋语》的“献公杀子”，写优施与骊姬合谋陷害太子申生，先写优施教骊姬怎样掌握申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的性格特点，要她采取对申生进行人格上的污辱诽谤的办法，因为像申生这样立身行事小心谨慎，洁身自爱又自视甚高的正人君子是受不了侮辱的，又不忍心对人有恶意，只能忍心对自己。后来骊姬果然用弑父弑君的大罪名诬陷申生，逼他自杀。这种含心理分析的描写，在其他历史散文中还是少见的。尤其写优施争取大夫里克，使他不助申生，利用里克性格软弱，又拿不定主意的弱点，以俳优的身份在酒宴上起舞，唱《暇豫之歌》暗示里克站在申生一边将对自己不利，后面写：
优施出，里克辟奠，不餮而寝。夜半，召优施，曰：“囊而言戏乎？抑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　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
描写生动，对话精练，凸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其他像《叔向谏杀竖襄》、《董叔欲为系援》、《阎没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史黯谏赵简子田于蝼》等等，都是一些精采的文学短篇。
另外，《国语》偶尔也有盛大的场面描写，如《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写诸侯各国在黄池会盟，吴晋两国争当盟主久而未决，夫差的老对头越王勾践趁机袭击吴国，进兵姑苏，杀吴太子友，又沿淮河陈兵断绝吴王夫差的归路。重兵深入中原的吴王夫差，远离本国，听到后院起火，情势不利，只好听从大夫王孙稚计谋，孤注一掷，以兵势威胁晋国以求速决。吴王夫差黄昏时就下令厉兵秣马，半夜时让将士全副武装，列队布阵，一百个士兵为一行，一百行共一万士兵组成一个方阵，中间的方阵“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这披袍带甲三万士兵组成的三个方阵，中间像一片盛开的白茅草花，左边像熊熊燃烧的火海，右边像一派墨黑的汪洋，色泽浓丽，对比鲜明，何等壮观。这三万人组成的军阵逼近晋军营寨，在天明时突然金鼓齐鸣，三军将士大声呐喊吼叫，作出进攻的姿态，造成强大的声势，如火如荼，惊天动地，晋军果然吓得坚守不出。这段描写作者不惜笔墨，极力渲染气氛，写得有声有色，耀眼夺目，十分精采，同时对比揭示出吴王夫差强大兵威下惨痛的内心。这些描写表现出历史散文在文学上进展的痕迹。
当然，《国语》由于受分国系年、记言为主体例的限制，取材比较零散，记载的史事也有不少漏误。一些地方记述琐屑，情节枝蔓，甚至有荒诞不经、穿凿附会不近事理之处。但这尽可视作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不必对古人过分苛求。《国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仍然是值得我们阅读的。
四
《国语》自传世以来，历代皆有注家，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郑众、贾逵，三国时魏的王肃、吴的虞翻、唐固、韦昭，晋的孔晁等七家，但注文多已散佚，只韦昭《国语解》独存。由于韦《解》结合《春秋》、《左传》注释史实，比较尊重历史，在史料考据上可与其互为佐证；内容充实，吸取前人注释的精华，客观上保存了郑众以来诸家注释的原貌，并征引其他古书古事；训释切当，注文要言不繁，颇中肯綮，因此《国语》传世的版本多与韦《解》并行。清代和近现代学者对《国语》和韦《解》校释的著作比较多，成果也较大，著名的有清洪亮吉《国语韦解注疏》、董增龄《国语正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黄丕烈《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以及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沈镕《国语详注》、徐元诰《国语集解》等。
《国语》现存的版本，有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备要》排印的以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刻公序本，出版了《国语》点校本上下册。这本《国语全译》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为工作底本，主要参照董增龄《国语正义》，并适当参考其他版本点校注释的。每篇都含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注释以韦《解》为主，为增强学术性、资料性，也借鉴吸收了我国历代特别是近现代学者关于《国语》、《左传》、《诗经》、《吕氏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成果，其中像《礼志》为何书、“男女不淫，牛马选具”等条还托专人请教过四川大学教授缪钺前辈。因一般未注明出处，特在此一并申明致谢。译文以直译为主，在不影响原文和文章风格的情况下间有意译，虽知于“信、达、雅”尚有差距，但也力求明白晓畅。
《国语》旧本向无篇名，为使读者了解每则言论之精萃所在，故基本上沿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之例，给相对能独立成篇的每则故事冠以篇名，以醒目点题。篇名拟定的原则主要是以“言”为中心，但有的篇章故事情节完整，不忍其割裂，就集中为一则，如《越语下》，是以记载范蠡助勾践灭吴的谋略策划言论为主，贯串起一场越灭吴的战争，全文系一气呵成，便未循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分为八则之例。还有《吴语》第七则，原题为《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我以为不如《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醒豁点题，故径改。其余按文意对个别篇章的分段也有些变动。《国语》记载每则故事，一般是按事件缘起、针锋相对的言论、直接后果三部分结构篇章，底本于较长文字的故事大部分按此结构分段，但也有例外，于短篇则概未分段。为突出作为文章中心的言论，使读者加深对思想内容的理解，本书对后果部分文字较长的或时间相距多年者也另起段，如《邵公谏厉王弭谤》、《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王孙说请勿赐叔叔侨如》、《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等篇作如是处理。另外，如《周语上·穆仲论鲁侯孝》一文，前面一段文字“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本就是上文宣王为鲁废长立幼的后果，原底本归入本文，与穆仲论鲁侯孝的内容毫不相干。再如《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文，襄王不听的后果应该是“狄人来”，富辰“以其属死之”，而“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其党启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郑，晋文公纳之”，显然是文公请隧的缘起、且既是《周语》而全书未有称“周王”之例，故以上数则的分段及标点皆择善而从岳麓书社点校本（1988年版）。在全书校点中，也曾适当吸收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有与底本不同者，均予出校说明。
先秦姓氏人名，称谓多歧，一般读者未易明了，本拟以其在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列一“姓氏人名简释”，因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套《全译丛书》无此体例，只得作罢，遂采取在注释和译文中参互解决之法。至于民族国邑山水之名，宫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则随文出注，不予另列。
《国语》传世两千四百多年，版本流传，辑补刊刻，错漏难免。而《国语》的内涵，则似简而实繁，似易而实难。加上条件所限，可供参考的资料甚少，如沈镕《国语详注》、徐元诰《国语集解》等迄今均未觅得。个人水平有限，点校注释中的错误疏漏势所难免，恳请读者及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黄永堂
一九九二年八月初稿于贵州人民大学
一九九四年三月定稿于贵州大学